在过去的20年中，政府采取了很多政策以加强村民委员会对集体财产把握。如1990年代末期鼓励所有的行政村发展集体企业以增加集体收入。这项举措尽管失败了，给许多行政村带了大量的债务负担，但是甚至这些债务都强化了行政村作为集体经济代表的地位。

　　作为一级组织，行政村也曾经有向农民征税的权力，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提五统”，以及各种其他的杂费，“三提五统”仅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包括了乡村两级收入，大部分由乡政府使用，但是公积金和公益金被留在行政村用来维持村庄的集体支出。村委会有义务向村民提供公共产品，如修桥补路、赡养孤寡老人等等。当然在执行这些职能的时候，不同行政村所发挥的作用不同，有些行政村会做得比较好一些，他们的集体收入多一些，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会相应多一些；也有的行政村除了能够维持村干部的工资，很少再有其他的职能。行政村之间的这种区别来自于行政村的资源动员能力，也来自于村干部的目标趋向。在税费改革以后，“三提五统”停止征收也就意味着行政村没有了征税的权力，行政村也不再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是行政村作为集体资产代表的角色并没有发生变化。

　　行政村越来越成为村庄公共资源的直接控制者的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也通过村民选举被进一步加强。从1980年代中国农村开始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关于民主选举的研究有很多，对选举的程序、对选举的民主性和选举与各种农村事务的关系都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是选举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却被忽视了，也就是在选举过程中，行政村获得了其组织运行的合法性。

　　到目前为止，如同村委会一样的直接选举还不曾普遍地发生在其组织或政府，在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中，似乎只有村委会的选举一花独秀，尽管有许多学者试图将其推广到其他政府机构，如乡级政府，但现在仍然困难重重。在村委会之下的村民小组尽管也多是经过选举产生，但是这种选举远没有村委会选举的那样正式，有许多制度规定。直接选举向村民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己选举的组织，农民有权力选择或罢免这个组织。但是在赋予农民以选举和罢免权力的同时，也同时赋予了村委会作为村庄治理者角色的合法性。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村民委员会的直接选举是中国农村民主进程的开始，但是假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可以发现，作为村庄的治理机构，行政村一级组织已经存在很久了，包括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甚至时间更早的保甲长。这级组织一直处于政府任命和农民认可之间的中间地带，因为任何行政村的治理机构假如不能得到农民的承认，他们就无法处理农村日常社会中的众多事务。但是这级机构也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并且代表政府对农村进行治理。因此不管是政府任命，或者村庄自然推举产生，它必须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授权，同时得到政府和村庄的认可。在实现村委会的直接选举以后，这种事实并没有改变，所改变的只是在授权的形式上，也就是说从公开的话语上，村民委员会直接来自村民的授权，村民的直接选举赋予了村委会的合法性，在这个基础上，村委会成为村庄的代表，他们获得了治理村庄事务和处理村庄公共财产的合法权力。

　　在基层政府帮助行政村扩张其治理权力的同时，村庄居住格局的也发生了改变。在农村改革之前，非凡人民公社时期，人口的流动被禁止，农民的居住还基本停留在原有的格局中，也就是聚族而居，或者各个自然村相对独立，但是改革以后，农民开始大量建造新的房屋。在多数村庄，非凡是土地资源紧缺的平原地区，宅基地审批权被把握在行政村手中。在农民建设新房的同时，许多地方也同时开始了村庄规划，受到土地资源和村庄规划的限制，新的房屋往往会选择新的建筑点，这种新的居住点或者是由规划决定的，或者受到土地开发和交通、水源的影响，比如，农民可能会向交通沿线和村庄中心聚积。村民离开了他们原有的亲属和邻里，与新的村民比邻而居。原有因为居住而形成的各自独立的格局被打破了，整个行政村的村民相互混合在一起。这种混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有的团体，包括自然村或家族的影响，而加强了行政村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改革以后，作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一级组织，行政村在两个方面扩张了自己的权力，从经济上，他们成为农村集体资产的合法代表，从政治上，他们成为村庄的合法治理者，是经过农民自我选举产生的。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向人们显示，村庄已经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提供了基础，村委会则是这种自治的代表。在这种格局的影响下，村民的居住格局也在变化，在行政村的范围内，村民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地域分割，逐渐混合起来。这一切似乎都显示，行政村成为一个社区，而村委会则成为农民的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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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传统村庄中起主要作用的联络纽带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在行政村都不存在。在平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村庄，尽管农民可能居住在一起，但这并不能构成具有悠久传统的地缘关系，因为村庄已经足够大，村民之间的联络非常困难，村民之间并不熟悉，也缺少各种非正式的关系。当然在山区，同属一个行政村的自然村之间更少相互交往，假如存在着不同民族和文化的自然村，村民之间的认同就更少了。贺雪峰曾将现在的行政村称为半熟人社会，也就是说村庄内部的成员之间并不熟悉，他们可能仅仅是熟悉，或者根本不熟悉，他们属于一个行政村，具有共同的村民身份是由外部社会所决定的，而非他们之间的天然联系，假如借用涂尔干的说法，这是机械团结，而不是有机团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大多数行政村庄的半熟人格局并不是近年来形成的，从最初行政村就是建立在半熟人社会基础上的。在政府政权向基层延伸的时候，为了治理的方便，将数个农民自然居住点放到一个治理单位之内。我所调查的温村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政府为了治理的方便，将一个本来联系在一起的村庄切成两半，分别与四周的两个自然村互相结合成为两个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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