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代表认为：由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后的水电舆论宣传工作缺位，致使我国怒江水电开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2003年以来，国内外的各种反坝组织串通一气，勾结个别政府官员，制造了一系列的有关怒江生态江的谣言。这些谣言通过某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大肆传播，误导了公众，欺骗了领导，严重的干扰了国家正常的怒江水电开发工作，已经对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怒江人民早已深恶痛绝。今年4月陆佑楣、何祚庥院士、方舟子博士等一批专家、学者考察怒江之后，通过在云南大学的报告会和向中心反映情况，才扭转这种谣言惑众的局面。因此，公开信中“有关怒江是否应该建坝、如何避免建坝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讨论，促进了中国大型建设项目决策机制的完善”的说法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怒江开发决策上的挫折也是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之后水电开发工作受到国内外反坝势力严重干扰、破坏的深刻教训。

　　现在，我国的怒江开发问题的信息公开程度几乎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项目，争论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了三峡。不仅各种层次上的听证会、论证会、研讨会开过许多，整个社会对怒江的熟悉，也经历了一个被误导和逐步澄清的反复。假如现在有人还要说我国的怒江开发决策不够公开、透明，完全是不符合事实。即便是那些在公开信上说不了解情况要求公示的人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人曾经以怒江问题专家的身份到处演讲，为什么在自己造的谣言被揭穿之后，又跑出来要求什么知情权了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人甚至亲自参加过怒江规划的环境评价工作。他们也嚷嚷着要求什么公示环评报告，是不是有些滑稽？

　　关于公民的知情权问题，我们与写公开信的人没有分歧，推进社会的民主改革、公开、透明都是我们共同的努力目标。然而，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公众知情权也是有限度的，推进公开、透明，民主决策究竟要有一个过程。前几天我们国家刚刚公布“灾难死亡人数”不再属于国家机密。这就是一个逐步公开、透明的过程。实际上，任何国家的信息公开程度都是相对的，都是要与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绝对的公开透明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存在的。由于怒江开发规划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机密，目前不能公示。所以，从法律上说怒江开发的环评规划还不属于公众应该知情的范围。公开信中所谓“在公众充分知情并作出评议后方可做出决策”的说法，必须在遵守现有的国家法律范围之内，因此，公开信的要求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说到依法行政有代表指出：对于基本建设项目，国家几十部法律有相关的规定，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审批程序，国家在批准一个水电站，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程序。从每个移民开始，村、乡、县、地区、省、中心各部委、一直到国务院，要开多少个会议，盖多少个公章，发多少个文件。关于水电环评，从规划开始、预可、可研、环境影响报告书都要审查，还有水土保持、鱼类、文物古迹、各种保护区影响等等专题审查。这都是法律规定。怒江的水电开发都必须严格的遵守所有的规定。

　　假如有人真正关心民众利益、国家利益，就必须深入了解现行的国家法律程序是如何设定，只有通过进一步改进立法和加强执法，来达到依法行政的目的。假如有人对现行的法律和程序并不关心，也不去了解，就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空谈程序、公平，实际上是在谋求一种程序之外的“程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我怎么还不知道你们要修电站，你们剥夺了我的知情权；我还没有同意修电站，他们就把电站修起来了，政府剥夺了我的参与权。等等、等等。我们觉得这样的思维方式误国误民，除了阻碍国家建设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

　　《公开信》第二段说“2003年8月，怒江预备进行梯级水电开发的消息一经传出，首先引起了环保界的关注。怒江梯级开发将造成天然河流渠道化、水库化，而这条江是中国最后两条尚未在干流上建坝的生态河流之一，其所处地区生物多样性密集，是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这自然引发对其环境影响的忧虑；与此同时，这里山高谷深，耕地资源极端匮乏，一旦筑坝，数万移民的出路和起码的生活保障令人担忧；怒江州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2%，多种宗教和谐共处，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一旦大规模搬迁，文化多样性的损失将在所难免；同时，由于这里属于地震、滑坡和泥石流多发地带，众多高坝的建设也必然引发对建坝的安全性和经济合理性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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