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显示，在对20个省（区、市）的审计调查中发现：去年，这些省（区、市）本级预算共编报中心税收返还和补助收入3444.27亿元，仅为中心实际补助7733.65亿元的44.5%。按照报告中公开的数字，中心实际补助中有近4300亿元未纳入省（区、市）本级预算中。（《中国经济周刊》7月17日）
这4300亿元到哪里去了？此前，李金华在一次论坛上说，“中心转移支付，就像一道水渠，很长很长，从中心到地方再到村子，这中间是渗水的。有的时候水流到地方就没有了。”
这些年来，虽然中心对地方转移支付的财政投入逐年增加。然而，对这几千亿的资金，却只有一个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来治理。拿到了中心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后，由谁来使用，怎么用？没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规范。由于缺乏严密的法律约束和治理监督，转移支付虽然打着“专项资金”的标签，仍不免被“随意分配”的命运。更令人惊奇的是，对于转移支付资金投资的是非对错，监督部门却难以认定。为什么，分析一下当前从中心到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就会发现，这些制度“原则有余”，却“可操作性不足”，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利不明确，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标准和分配依据也不具体。
中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被截流，有时候也很无奈。许多地方政府非凡是乡镇一级，财政处境困窘。上级下达的转移支付资金，经常只够平衡一下财政预算。还有一些只靠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过日子的地方政府，由于负债累累，更是不得不用转移支付资金偿还债务。这种现象，更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此一来，地方经济发展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陷于财权小事权大的非均衡状况，几乎所有级别的地方政府，都处于“资金”饥渴状态。政府级别越高，财权越大，然而，亟待国家转移支付来发展经济的，往往却是级别较低的地方政府。这种财权与事权的分配不合理，正是“转移支付”被截流的制度因素。财权在政府间的分配，应当与其事权大体相当，这样，每级政府才可以用自己把握的财力办自己应当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