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民主监督，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重要方式。从检察机关成立举报中心的实践来看，举报工作实现了专门机关监督与公民的民主监督有机结合，对推动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深入发展，震慑、打击、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检察机关如何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推动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深入，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保护举报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整个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法、分配方式、利益关系等日益多样化，由此保护举报人工作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1．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主体呈多元性。当前，企业领导人的产生呈现多样化。一是国有公司由上级任命或委派产生；二是股份制公司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三是中外合资企业由投资方代表委派产生；四是民营企业通过工商登记依法取得等。在司法实践中，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主体也向多样性趋势发展。而在上述企业如发生举报人遭到打击报复，却因这些企业的领导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无法查处，但举报人以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为由，请求检察机关监督和提供法律保护，以致矛盾往往滞留在检察机关的举报中心。

　　2．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呈多样化。当前，企业领导人权力的扩大，对推动企业的经营管理无疑产生了积极作用。但从保护举报人的角度来看，也产生了一些不利于举报人的因素。使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呈现多样化，给正确界定其性质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由于被举报人大多是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管理层中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他们利用各种理由和方法，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一是借优化组合、聘用合同期届满、提级晋升工资、发放奖金等机会将举报人转岗、下岗、解聘、不提级、不晋升工资或扣发奖金，还有的辞退甚至开除。二是授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而做出行政决定，对举报人做出不公正的处理。三是利用举报人工作中的缺点，借题发挥，对举报人做出不恰当的处理等等。

　　3．部分干部群众有“四怕”心理。由于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竞争相当激烈，欲求得一个好的职业或岗位并非易事。因此被招聘进企业的员工，对企业领导人的一些违纪违法行为顾虑较重，不愿、不敢检举揭发，其主要心理有“四怕”：一是怕告不倒。举报后，假如检察机关查处不力，久拖不决，说不定遭来非议，这又何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二是怕泄密。若举报内容够不上刑事处理，举报信从检察机关移送纪检监察等部门，万一走漏风声，让被举报人知晓后，举报人将会自食其果，日子从此难过；三是怕告错。举报人大多是企业一般员工，与领导人接触的机会较少，有时看见领导家里支出与收入反常，或者听有关人员背后议论，心理有想法，但没有真凭实据，只能看到听过算数，否则落个诬告领导的罪名，担当不起；四是怕打击报复。一旦举报不成，碰到报复心理强的领导，则可能丢岗位、砸饭碗。目前，企业干部群众中存有上述心理障碍的为数不少，如没有法律强有力的保护，以及有关部门及时的疏导、理顺，可能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举报工作向纵深发展的一大障碍。

　　二、保护举报人工作遇到的新问题

　　在新形势下，由于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主体、行为和干部群众的心理发生了变化，检察机关在开展保护举报人工作中遇到了立法滞后、制度缺陷和工作乏力等问题。如不认真研究解决，势必挫伤人民群众的举报热情，影响反贪污贿赂斗争的深入。

　　1．保护举报人权益的法律规定不完善。一是对报复陷害罪的主体范围规定过于狭窄。刑法第254条把报复陷害罪的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的案件很少发生，而却大量发生在公司、企业等单位。由于刑法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打击报复行为本规定为犯罪，故造成无法查处。二是对保护举报主体的范围规定过严。刑法第255条将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领导人实行打击报复行为，限制在依法履行职责、抵制违反会计法、统计法行为的会计、统计人员这一特定范围，把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其他员工举报领导人违法犯罪排除在刑法保护之外。三是有关内部工作规定与刑法规定不一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权利的规定》第7条第1款把国家工作人员列入打击报复的主体范围，与刑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主体范围相矛盾。因此，检察机关一方面积极鼓励人民群众举报，以推动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另一方面向社会公开的依法保护举报人的承诺无法有效兑现。

　　2．打击报复行为与企业行为相交织。一是打击报复与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交织。被举报人一般都是有一定职权的领导干部，他们在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中，往往利用手中权力，以“优化组合”，“精简机构”，“裁减员工”等合法理由，将举报人下岗、解聘。二是打击报复与企业行政行为交织。被举报人利用企业的行政行为对举报人在职务上“调”、“降”、“停”、“撤”；在待遇上克扣奖金、工资、补助；在荣誉上予以贬低中伤；在政治上对举报人实施“关”、“卡”、“压”，从而使之与提拔、转干、入党、先进等无缘。三是打击报复与企业经营活动交织。被举报人以加强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为名，对一些供销、财会等要害部门的举报人以“工作能力差”、“不胜任”等为借口调至对其不构成威胁的其他岗位等。因此，要求检察机关来区分上述哪些系企业的正当行为，哪些是打击报复行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协调处理难。一是工作机制上缺乏合力。在司法实践中，反映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主体绝大部分是公司、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经查后发现被举报人的行为不是犯罪行为而是一般违纪行为，检察机关不能调查，不能处理，只能转给相关部门的纪检、监察去处理。由于执法机关和执纪机关的工作性质、程序、方法不同，得到的结果往往不同，在工作上缺乏一种互相配合的合力。二是对打击报复的危害认识不足。由于实施打击报复行为的人一般都是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上级部门担心对他们进行查处，会影响其工作的积极性，最终影响企业的效益，故一般不太积极。三是善后工作难度大。工作中，发现有的公司企事业单位辞退举报人与举报人的举报有一定联系，当派人前去交涉时，该单位领导往往以这是企业内部的用工制度上的事，不是检察机关管辖范围的事而拒绝。因此，检察机关一方面要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不能干涉公司、企事业等单位的行政，检察机关在保护举报人的工作中处于两难。

　　三、加强保护举报人的几点思考

　　1．充分认识保护举报人工作的重要性。举报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重要的民主权利，公民依法行使举报权利，是享有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因此，要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依法治国的高度，保护举报人的热情，关心举报人的疾苦，帮助举报人解决实际困难，维护好举报人合法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我们党和政府以及检察机关反腐败的决心，以支持、鼓励更多的群众举报。

　　2．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尽快制订一部统一的法律来规范举报和保护举报人工作。通过立法，一是明确各种不同性质的主体身份的报复行为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二是明确公民举报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奖励方法和标准、保护举报人的措施；三是明确举报机构对打击报复行为的查处权，以及对被举报人的上级单位的督促权，切实把宪法赋予公民的举报权落到实处。

　　3．完善查办打击报复案件的工作机制。鉴于反映打击报复者的主体几乎都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属检察机关侦查案件的管辖范围，故检察机关不能只要求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而对发生打击报复举报人的案件于不顾。因此，在国家统一的举报法未出台之前，对凡向检察机关举报后受到打击报复的案件，检察机关应与各级党政、纪检、监察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查处。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交流信息，沟通情况，研究对策；二是建立案件移送的方法、程序、处理结果情况反馈的工作制度；三是制定检察机关与纪检部门联合办案的工作制度，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工作合力，以提高保护举报人的工作力度。

　　4．进一步完善举报制度。一是要把举报材料列入密件管理，严格控制知情人范围广是严格把好转办关；三是注意与举报人联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