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潇洒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李白是时代的骄子，一出现就震动了整个诗坛。他气狭风雷的诗歌创作，及其天才大手笔，当时就征服了众多的读者，朝野上下，许为奇才，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李白是一位旷世奇才，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但是，人们在盛赞李白的“斗酒诗百篇”的创作豪情和“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盖世绝伦的神奇艺术感染力的同时，却不得不对这位顶礼膜拜的心中偶像的坎坷、悲愤的一生的慨叹与惋惜。按理说，盛唐孕育了天才诗人，诗人将唐诗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像这样一位旷世奇才，应该是宏图大展，平步青云，人生如意，功德名标青史而唾手可得。假如是这样一位罕见的诗人，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用一种政治的手段来推动文化的进步，那唐代文化的成就领域就绝非是仅限于唐诗；而且有着这种成就的人也决不会是廖若晨星。然而，李白的一生也许是与政治相背离的，所以布满了坎坷和艰辛。更可叹的是“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报负化为泡影。是他自己想作一位不问政治的闲云野鹤吗？不是的。是他自己想求仙访道，不问红尘，作一个与世无争的圣贤吗？更不是。他与一般盛唐士人一样，是一个功名心很强的诗人，但他又不愿意走科举入仕之路，想像古代的策士一样，“编干诸候”，“历抵卿相”，寄希望风云际会，一鸣惊人。与25岁就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漫游与干谒生活，想实现自己的“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理想。干谒失败后，隐于徂徕山，到42岁，天宝元年(742)才奉召二入长安，他自以为时机以到，在《南京别儿童入京》诗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但是好景如昙花一现，他终因其狂放的性格和行为触怒了朝中的权贵，遭到谗毁，于天宝三年以“赐金放还”之名，被迫离开长安。此后，李白寄家东鲁，开始了漂泊十年的第二次漫游。非凡是他于暮年时期，在752年，误入永王李嶙的幕府，当永王以叛乱罪被肃宗李亨下令讨伐时，李白也以反叛罪，蒙冤入狱，并长流夜郎。759年，李白在流放的途中遇赦放回，他悲愤交加，次年病逝于当涂，年仅62岁。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败笔，使他遗恨终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样一位旷世奇才难展胸图大志，并且一生坎坷、漂流、悲愤、艰辛，以致含冤蒙羞地死去呢？翻开李白沉重的人生档案，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权贵们的嫉贤妒能外，更主要的是他自己那种狂傲不羁、自视清高、自以为是、喜为大言、目中无人、“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性格，造就了他悲惨的人生。也许人们会翘起大拇指称赞说，人生的悲剧美在李白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又有谁愿意自己亲身实践着这种人生的悲剧美呢？
　　李白那种平交诸候，长揖万乘的人生理想过于高傲自负，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的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浪漫主义与严重的现实矛盾，常使李白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可是他又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要漂流、漫游、流放和蒙羞。然而，在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有几多人，他们的才华远不及李白的百万份之一，与李白相比，可以说是胸无点墨；但是他们的狂傲之心与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自己“身现强虏尽，谈笑静胡沙”。我想，这种人是没有好结果的。它自己不学无术，却又要自高自大，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行，似乎天底下只有他才是对的，可就是没有人认可。所以，我奉劝一切有识之士，在拜读李白壮丽诗篇的同时，又要以李白的人生悲剧为借鉴，不能让李白的人生悲剧在你的身上重演。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时时自省，处处谦虚，审时度势，左右逢源，这样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更臻完美，才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成为一个为社会所用的人。事实上，一切希望成功的人，处世为人的艺术尤为重要。一个不会处世，不会生存，不会做人的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合格的人材，他的人生也一定不会很完美。即使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与政治家的雄才大略，放眼全球的胸怀与眼光相比，不知要渺小多少倍。你在政治家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介书生，文人、墨客而已。假如文人墨客就自以为了不起，也“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话，那他将会与人生悲剧共度一生。
　　愿天下有识之士，在效仿李白飘逸潇洒的气度和自信豁达的精神风貌的同时，摒弃那种自命不凡，喜为大言，孤傲不群，狂放不羁的性格。只有这样，你的人生才会与时俱进，布满灿烂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