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瞭望新闻周刊》以“在劳动的旗帜下”为主题，刊发一组报道。其中一篇文章披露了记者亲密接触一批私营企业主的情况。文章说，最为敏感、尖锐的话题莫过于：在二十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私营企业主究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还是新兴资产阶级？
　　文章说，假如不近距离接触私营企业主，人们很可能认为他们大都是一些“经济动物”，满脑子除了挣钱，大约难得再装下什么。
　　出乎记者意料的是，在这次大范围的调研采访中，竟是这些私营企业主们对这场深化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熟悉的讨论最为关注。尽管有的私营企业主“假装”冷漠——如记者在温州、深圳、顺德等地就不止一处吃了“闭门羹”，有的私营企业主即便勉强接受采访也经常说，“我们有那工夫讨论那些说起来三天三夜也不会有结果的事情，还不如把这些精力踏踏实实地用到实业上去是正经”，但在深圳福田区民营企业家联谊会的一次晚餐聚会上，记者却亲历了这样的情形：到会的十多个私营企业主在得知记者的身份后，略事寒暄，就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小心翼翼地向记者打听：你们从北京来，有什么消息？这次理论创新会有多大成果？……
　　文章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劳动者、资本所有者、经营治理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打破，随着劳动社会化和资本社会化趋势的发展，必将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成为资本所有者。作为今天已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私营企业主们，对创新、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吻合的劳动价值理论如此关心，表明作为一个新阶层，他们急欲为自己确定“身份”，也表明以往对拥有生产资料和雇工的标准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难解释今天中国的实际。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不从理论上解决这些属于“生产关系”层面的基本问题，恐怕是很困难的。
　　最为敏感、尖锐的话题莫过于：在二十多年改革中形成的私营企业主究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还是新兴资产阶级？文章用记者采访所见所闻作如下深入报道：
　　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私营企业主们大都非凡看重“劳动者”这个称谓。一位私营企业主这样对记者说：我经常想，自己现在属于什么呢？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还是资本主义剥削者？治理、资本是不是也参与劳动价值的创造？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们认为自己是靠劳动靠治理致富的。
　　另一位女老板谈起对私营企业主究竟应该如何“定性”有些激动：我们听党和政府的号召，承担了改革的阵痛，下岗创业。如今我们勤劳致富，还吸收了更多的下岗姐妹来就业，我们能不能算劳动者？
　　西安中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舒良在接受采访时，以自己的创业经历告诉记者：“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资本家。”
　　今年55岁的舒良，原是西安电器研究所的技术人员，1984年入党，1989年辞职下海。当时他和五、六个人一起凑了19万元创业，搞电抗器，从垃圾堆里找材料。他说，一段时间，公司困难到账上几乎没有一分钱，他们几个创业者甚至还卖过西瓜。现在公司资产已达9000多万元了，给国家交税3000多万元，产品已经比ABB、西门子、TE等国际一流公司同类产品的技术还先进。
　　舒良说，创业时的艰难由创业者承担，公司做大后的1995年，公司就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创业者和员工各占50%的股权，我个人占9%，所有在治理岗位上干够两年半的员工都有权购买股份。目前2／3的职工都是公司股东，我们已创造了十几个“百万富翁”。
　　舒良表示，像我们这样全民皆股的企业在西安高新区很多。以前有人说“高新区是资本家的摇篮”，实际上我的工资以前每月才2000元，刚刚提到一万元，中层是3000～5000元，普通员工是1000～2000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成为资本家呢？
　　即便寻根究源探讨最轻易引起人们迷惑的私营企业的“第一桶金”问题，不少私人企业主在肯定自己是“勤劳致富”时也显得理直气壮。
　　在西安第一家以“私营”名称注册的企业——西安紫云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3岁的董事长陈子续告诉记者，他这个5岁丧母、吃嫂子奶水长大的“穷孩子”，虽然目前正在建造投资亿元的生态写字大厦，他的“第一桶金”却是1989年在身无分文、陷入生存危机时，靠着向信用社贷款2000元，花1900元买传呼机，花100元在《西安晚报》做广告代销深圳一企业生产的透光彩装饰材料挣来的。
西安亨通光华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恒说，他原是陕西省文化厅的一名干部，1993年“下海”后最先做的是广告公司。“第一桶金”是他开着北京吉普拉着10岁的儿子满大街跑，拉广告客户，一分一分积攒下来的。
　　温州市永嘉县人大代表、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说，温州很多人发了财，我觉得一靠党的富民政策，二靠我们温州人的吃苦精神。他以自己为例说，我高中毕业就开始自己闯天下，1995年4个人凑些钱搞起了制鞋业。我们是靠勤奋、靠敢冒市场风险、靠好的治理才赚了钱的。在温州，像我们这样的老板，开始都是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干起来的，赚钱赚得很辛劳，当地有个说法，“当老板，睡地板”，实际情况真是那样的。
　　深圳市福田区民营企业家联谊会副会长、深圳中科智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张锴雍博士认为，中国私营企业的“发家史”分为三个阶段，1979年至1985年为第一阶段，以“胆商”为主，其特征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一批中大多数已经倒掉了；1985年至1993年是第二阶段，在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以“情商”居多，靠人情关系和“后门”挣钱，他们中至今还有一批在挣扎着，发展余地已不大；1993年至今年为第三阶段，出现了一批技术型“智商”，靠聪明和信息赚钱，这个层次中现在已经腾飞了一批，如深圳华为公司、联想公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