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愈益突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已刻不容缓。节约既涉及技术可行性问题，也涉及制度可行性问题，而现实可行性则是在技术可行性与制度可行性之间进行的折中选择。只有制度可行性而没有技术可行性，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现实可行性；只有技术可行性而没有制度可行性，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现实可行性。在技术可行性的实施成本低而制度可行性的实施成本高的地方，节约的要义在于完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在制度可行性的实施成本低而技术可行性的实施成本高的地方，节约的要义则在于推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一般来说，经济主体只要寻求在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行为，就必然会选择节约成本。但个体的节约未必意味着整体的节约，个人的节约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节约。在我国，影响和制约资源节约的主要问题，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随着经济发展而转型，粗放型增长还没有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投资推动型增长还没有转变为需求拉动型增长。增长方式转型滞后导致投资效率低下，这就意味着资源没有被有效配置和使用，存在着浪费。当然，浪费只是相对的，如果考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全部约束条件，就会发现正是一些约束条件使得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发生了背离。

　　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难以转变呢？关键在于交易成本过大（约束条件过多），过大的交易成本导致了生产成本的扭曲，而生产成本的扭曲又导致了浪费。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不见的，生产成本则是看得见的，所以，人们往往更关心生产成本。在大家都浪费的情况下，选择“相对浪费”（利用现行制度安排下的要素价格过低）是一种优势策略，而选择“绝对创新”（从替代性的途径寻求要素利用上的突破）则是一种劣势策略，劣势策略很容易被优势策略所淘汰，从而个体理性导致了集体非理性。

　　浪费是现行增长方式的必然代价，节约是改变现行增长方式的后续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约束条件，因为只有逐渐改变目前的约束条件，才能逐步转变现行的增长方式。除了上述的企业约束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我国国情的最大特点即人口约束。人口约束给我国经济制造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不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非常低，藉此我国制造的产品具有相当大的成本优势；另一方面，不熟练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又使得工资的上升存在着强大阻力，这些劳动者很难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足够的实惠。诸如“民工荒”和“欠薪”现象，都是对这个悖论的注释。当劳动的节约和资本的节约发生冲突的时候，由约束条件引发的把其中一种节约用到极限的现象就会不断发生，而这必然又会导致其他方面的不节约；当一种节约的所得小于其他方面不节约的所失时，社会性的浪费就必然会产生。

　　节约是相比较而言的，有机会成本才会有比较的基准。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把隐性的机会成本显性化———从看不见到看得见，从不在乎到在乎，在渐进中提供了越来越好和越来越多的可供比较的平台。资源紧缺条件下的资源浪费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矛盾的关键就在于包括价格机制在内的制度安排还不合理，价格没有成为显示资源稀缺程度的有效信号，结果本来应该显性的机会成本变成了隐性的机会成本，导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人们轻视甚至忽视了这些机会成本的存在，所以，直接的和间接的资源浪费也就见多不怪了。有鉴于此，政府在推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方面的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大节约的制度可行性，进而降低制度可行性的实现成本；二是扩大节约的技术可行性，进而降低技术可行性的实现成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性节约，使得社会性节约有一种长效的自我实施、自我强化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