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腐败现象也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尽管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腐败现象却屡禁不止，且呈扩大蔓延之势。那么，产生腐败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行之有效地防治这种不良现象？本文试图就此作些探讨。
一、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
腐败是一种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公共权力产生而产生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任何国家、任何朝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败现象。腐败产生的原因十分复杂，就当今时代和我国国情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空心化导致道德防线失守。千百年来，中国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体系，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在指导和规范人们日常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和外敌入侵，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变革创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以保守稳定为特征的儒家文化受到全面批判；经过“五四运动”和“十年文革”的冲击，儒家文化被彻底打坏并全盘抛弃，使得传统文化碎片化并与现代思想产生断裂，失去了规范国人行为的固有功能。在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同时，适应长期的革命斗争的需要，我国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并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文化准则。但是，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革命文化却没有与时俱进，与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追求格格不入，在形式上虽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影响力很小。由于传统文化的碎片化、革命文化的空洞化，社会失去了文化主心骨，理想危机、信仰危机随之而来,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迅速蔓延，道德良心、党纪国法、是非曲直都抵不过对私利的追求。这是消极腐败现象滋生并达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的文化基础。
2.体制双轨化导致社会导向失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开始进入新旧体制并存的一个非凡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旧的平衡和秩序虽已冲破，但还在许多方面产生作用；新的体制和规范虽已显示活力，但还没有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受到影响，对社会的治理出现了某些“空位”和“断档”，为一些人非法累积财富提供了便利。如改革开放之初的物价双轨制、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等政策的出台，以及国家税制、土地征用制度、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制度等政策的不健全，都使一批人暴富起来。这些靠特权、靠垄断、靠不当手段获取利益但却没有被追究责任的行为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面示范作用。大家普遍感到，改革开放后自己得到的比过去多了，但别人得到的却比自己多得多，于是产生了“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的心理，认为吃点、喝点、拿点、占点理所当然，甚至以五十步而笑百步，把自己当“灰猫”、把别人当“黑猫”而心安理得，对自身的腐败视而不见。这是腐败现象产生“臭豆腐”效应的心理基础。
3.施政原则化导致权力运作失控。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管治就非凡强调自律，倾向于以个人修养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疏于建立制度进行防范，“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现行政策也明显受到“重德治，轻制度”的传统影响，表现在实际中，就是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时，方向性规定多，具体化指标少；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措施少；实体性内容多，程序性规定少；事前安排布置多，事后检查追究少。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不少政策法律成为“牛栏关猫”式的摆设，大量权力的运行控制不是主要依靠法规和制度，而是主要依靠权力控制者的道德和良心。这就使得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把法律制度和国家权力作为一种为自己服务的工具，对自己不利时就大讲“原则性”，拿出一条条党纪国法，一套套规章制度，一个个严禁不准；不想作为时就大讲“模糊性”，明知违反法规、制度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拖而不办；想变通时就大力提倡“灵活性”，为冲破法律制度寻找理论依据。权力行使的随意性，一方面使社会形成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只要有'人'就能办成事”的投机心理，有事无事都要千方百计找“靠山”，甚至不惜为此行贿，拉政府工作人员下水，增大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腐败机率；另一方面也使政府工作人员形成了碰运气的“赌徒心理”，认为犯不犯事不是看是否贪污受贿，而是看关系网是否有力，一旦东窗事发，也只恨运气不佳，毫无悔罪之意。
4.权力集中化导致日常监督失效。在我国，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形成了自己的监督体系。这些监督，既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既有党委、政府对人大、政协的监督，又有人大、政协对党委、政府的监督；既有党委、政府内部的司法、行政和纪律监督，又有外部的民主团体、新闻舆论和群众监督，从理论上讲已经十分严密，但是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些监督措施却很难发挥作用。首先，从上下级之间的监督看，上级不但把握着下级的升迁提拔、重大事项审批、违规处罚等权力，而且随着分税制的实施，财权也越来越向上级集中，决定下级只能围绕上级转，无法对上级实施监督；同时，由于上下级不在同一区域工作和生活，上级对下级的真实生活工作情况知之甚少，实施监督也只能是隔靴搔痒。其次，从党委、政府与人大、政协之间的监督看，党委、政府把握着一个地方的人、财、物等各方面的权力，人大、政协的工作在各个方面都要受到党委、政府的制约，在监督力度上就要不可避免地打折扣。再次，从内部监督看，对同级党委、政府来说，实施监督的主要职能部门如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既是监督主体，又是被领导对象，加上没有最终处置权，工作极易受到干预。最后，从体制外监督看，由于缺乏适当的政治参与通道、有效的物质技术支持以及信息来源渠道，一般很难发挥作用；即使有个别人出于各种原因实施监督，也随时面临着打击报复，风险往往很大，郭光允历时8年、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扳倒程维高就是一个例子。
5.执法宽泛化导致惩诫处理失当。与建国初期比较，近年的反腐败斗争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对腐败现象在惩处上有从轻、从宽的倾向。首先是立法上有缺陷。如《刑法》规定，个人贪污、受贿5000元就应立案，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超过10万元的就可判处死刑，应该说，对以贪污、受贿为代表的腐败行为的处罚在立法上是十分严格的，量刑也比较重；但是，《刑法》也同时规定了一个罪种--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期只有5年，这就为一些不法分子合法地规避法律制裁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只要犯罪嫌疑人掐断侦破线索又不主动交代其不合法财产来源，哪怕拥有上千万元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也只能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从某种角度上讲，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成为腐败分子的“免死牌”、“避罪港”。其次是在犯罪事实的认定上有从宽倾向。受人情、面子、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司法实践中在计算犯罪嫌疑分子的非法所得具体数额时，往往收入算得很细，支出基本上忽略不计，导致其非法所得的财产偏低；在对嫌疑人的认罪情节进行认定时，也往往看好的方面多，看差的方面少，导致认定事实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对犯罪事实在认定上的从宽处理，使得一些腐败分子在没有败露前终日惴惴不安，非法聚敛的财物也不敢拿出来使用，事发后非法财产反而合法化，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挥霍，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再次是在量刑上有从轻倾向。我国现行法律的量刑规定弹性较大，如贪污罪在量刑上就几乎涵盖了《刑法》规定的所有刑种；再加上各种减、免、缓的规定，给司法机关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或是受“相逢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处世哲学左右，或是受权力、关系的干预，或是受利益的驱使，法院在量刑时普遍有从轻倾向。实际上，现在贪污、受贿50万元以下判处的大多是缓刑，1000万元以内的也已经很难判处死刑。
二、防治腐败现象的对策措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一种社会综合症，以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进行治理都难以奏效，必须按照《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要求，采取综合性应对措施。
1.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加强道德法制教育。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人的行为主要靠自觉和发自内心的意愿来调节，任何一种社会规范，假如没有人们内心的认同将很难产生广泛约束力。因此，大力反腐倡廉，首先必须建设强有力的廉政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是既有传统的继续，又有时代的特点，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一要加强道德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提炼扬弃，通过在学校开设道德课、在社区建立道德宣传牌等措施，大力宣传“仁、义、礼、智、信”等，增强道德文化渗透力；善于以小见大，发现并树立群众身边的道德典型，宣传其感人事迹，让群众感到道德行为可亲、可见、可学、可为，增强道德文化示范力；广泛开展“文明社区”、“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并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助和奖励，增强道德文化吸引力；通过立法、村规民约等方式，对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进行明确和规范，对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言行予以谴责和处罚，赋予道德文化强制力。二要加强民主教育。加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观念教育，让广大国家工作人员明白“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加强“权力来自于人民，必须服务于人民”观念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加强“纳税人”观念教育，让广大干部职工明白人民群众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服务“纳税人”是自己的本分。三要加强法制教育。要在教育载体上做文章，广泛开展警示教育、“条例宣传进万家”、反腐倡廉主题文艺晚会等活动，使思想防线在“看”中深化、在“演”中加强、在“比”中提高。要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结合当前形势，实现法制教育从法律规章到党的方针政策、国际国内形势教育的延伸，提高理论层次；要在教育对象上扩范围，实现从党员干部向一般工作人员、从党政“一把手”向班子成员、从领导干部向其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延伸，在党员干部身边营造良好的“廉政文化圈”。
2.以规范“四权”为重点，健全权力运作机制。权力运作机制是否公正、合理、民主、有效，是治理腐败工作成败的要害所在。健全权力运作机制，就是要以权限为前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程序为保障，严格将国家公职人员的“职权、财权、事权、人权”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一要界定权力运作范围。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对现行机构进行重新设置，职能重新规范，防止因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引发腐败现象；要增强市场意识，减少审批事项和环节，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减少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要细化法律和制度的有关规定，从各方面对国家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范，防止滥用职权现象的发生。二要规范权力运作方式。要强化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制订有关政务公开的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公开的公务活动未予公开的，所作出的决定和处理无效，并以法律形式赋予公民相应的政务知情权，重大事项还要实行公众听证。要严格执行职能分离制度，非凡是要严格执收、执罚分离，收、支分离等制度，防止利益驱动行为发生。要实行行政行为时效制和超期默认制，提高行政效率。要完善地域回避、亲情回避等各项回避制度，减少以至杜绝关系、权力等因素对行政行为的干扰，从源头上防止腐败行为发生。三要严格权力运作审查。建立健全“权力滥用追究”领导责任制，明确规定权力的行使人、责任单位、责任领导的工作责任和违规处罚标准；建立行政执法申诉受理制，及时发现和纠正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定期开展行政执法检查，严格行政执法行为的实体和程序治理，使权力在有效的控制下运行。
3.以民主监督为方向，完善权力制衡机制。法国闻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总结古今政治事件的教训时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轻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26hellip;%26hellip;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权力制衡理论虽然启蒙于西方，但不是西方的专利，我们完全可以予以借鉴，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下，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机制。一要改进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在现行体制中，纪检监察机关是起主要作用的职能监督机关，要发挥其反腐倡廉的主力军作用，就应该在组织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督职能。现阶段可以将派驻纪检组、监察室从所驻单位中独立出来，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统一治理，赋予其相应职权，重点监督派驻单位的党政班子及其领导成员；派驻干部的任免、经济预算、后勤保障等都由直管系统负责，不受所驻部门约束。同时，以纪检监察人员为主，成立各级各种形式的党风廉政建设巡视组，实行明查暗访，加大监督力度。二要加强人大监督。要逐渐提高人大地位，扩大人大权限，地方重大事项的设立、变更和取消都必须经过人大审议通过，执行情况必须随时接受人大检查；要强化人大的法律监督职能，国家法律法规在地方的执行落实情况由地方人大负责检查、督促，非凡是要加强对司法部门的个案监督，确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要通过代表建议、视察、述职评议、质询等措施，加强人大对政府及政府工作部门的经常性监督，推动政务作风的迅速好转。三要强化群众监督。经常性地开展行风评议、工作测评、意见征询等群众性监督活动，充分开辟群众参与政府事务治理的渠道；要高度重视群众通过来信、来访、举报、检举和依法提起申诉等途径反映的问题，尽心尽力地加以解决，并举一反三，从中发现党风、政风以及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及时予以纠正；要制定《新闻法》，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上进行明确和规范，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对公共权力形成约束和制衡。
4.以依法惩处为保障，筑牢反腐倡廉防线。反腐倡廉，查处案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为了整人，而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从办案的社会效应出发，一方面注重突破大案要案，对腐败行为，不管涉及到谁，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势多大，都要揪住不放，查处到位，非凡是要查处买官卖官、贪污腐化等严重影响社会风气的案件，形成较大的社会震慑力；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查处索拿卡要、吃喝嫖赌、红包礼金等普遍存在于群众身边的小腐败，取信于民，增强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查办案件的成果，以案说法，加强面向全社会的法制宣传，扩大办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