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称作是“忽如其来”的雪灾中，党政领导、政府机关、军队、运输部门，以及公众，纷纷投入救灾之中，几乎是一致地表现出一种各尽其力的景象。用一种习惯了的说法，叫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但在改革30年之后的中国，我们仍觉得少了些什么？ 
    其后，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提出：“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报纸登出《反思国家应急体系》、《电力部门尚无专门气象服务》、《三问郴州冰灾》，及《爱心为何未发挥更大力量》等文章，报道了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法》起草的专家的意见，披露了郴州在2005年和今年三年两历“五十年一遇”冰灾，拷问郴州电力“应急预案”的制订和实施，终于使我们感到——反思和监督的声音少了。 
    十七大报告明确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但现在反思和监督的声音之所以仍显不足，是因为有另一种已经过了时的习惯想法和做法还影响着人们。按照这种过了时的习惯的想法和做法：事件发生，只要领导掌握情况，老百姓听从指挥，按部署去做就行了。认为“让群众知道的事多了，只能添乱”。在持这种过时的想法和做法的人看来：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区分信息的真假，分析事态发展的趋向，判定行动策略的正误，明了怎样做才是维护公共利益，而一个、一个的公民是没有这种能力的。按照这种思路，一旦事件发生，当然是不要报道问题，不要反思，不要批评，不要监督的好。但有传媒总不能不说话，于是就要求：一些事，不准讲，“报道负面的事，要产生正面的效果”，“拿着丧事当喜事办”，全然不考虑30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公民不再只是被动员的对象，而是主动参与社会决策和社会行动的主体了。 
    报道真实情况，特别是向公众告知像大灾害可能，或者是即将，或者是已经发生这样的消息，是否会引起民众的恐慌和社会的混乱，始终是需要传媒人和当政者认真考虑的问题。但在一个信息多渠道传送的时代，完全阻止民众获取信息是很难的事。传媒要考虑的是负责任地提供真实、完整、全面的信息，官员则须有准备同时应对事件及公众对事件的不同的反响和行动。在这样一个时代，想以控制信息传递来稳定社会，恰恰可能使公众因取得信息不完整，无法通过比较判定信息的真伪和事件发展的态势，而反被不完整的或是虚假的信息误导。 
    报道真实情况，特别是披露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会为“敌对者”提供攻击自己的材料——这是按照在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形成的已成定式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必然得出的结论。但当时代已经改变，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主潮流时，还有必要坚持那种过时的思维方式吗？自己工作中果有失误和问题，自己不讲，“敌对者”就不知道吗？“敌对者”不攻击，就算是问题解决了吗？事实往往是许多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敌对者”却知道；我们自己不总结，导致同样的或者是类似的错误继续发生。 
    当一些人对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予以披露或批评时，另一些人就会说“只批评还不容易，你又没有拿出积极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来”？“你这种做法不是帮忙，是添乱”，甚至是“恶意攻击”。其实，提出问题、提出批评和解决问题，各有不同的意义；人们在社会中的角色不同，正应各司其职。有问题，不讲，或者是只准少数人关起门来讲，不许公众都来讲，并不利解决问题。在今天，许多问题，需要政府、企业、非政府的和非营利的组织、社区等多个方面的积极参与，才能做好。提出问题、提出批评、提出建议、开展争论，甚至是认真地听取、分析“敌对者”的“攻击”，恰恰是产生解决问题最佳方案的前提。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解决问题，或是都能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是不现实的。一些人只提出问题，只批评工作中的失误，同样也是从一个方面尽其所能。多几个“老鸦嘴”，不管讲得对错，引起社会关注，防患未然，对社会未见得不是好事。 
    中国正在转型之中，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公民和政府都具有在众多指向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信息面前辨明是非、和衷共济、应对难关的能力；一个能够善于不断反思的民族，才是一个能够不断地修正错误，向前发展的民族。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而在一个事件发生后，对事件起因的追问，对我们在事前工作、事中应对的反思和检讨，对此中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的监督，正是这种参与的组成部分。